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文明秩序同心圆结构,供大家参考。
文明秩序的同心圆结构 中国宪法在“序言”部分第十自然段规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这是中国宪法关于统一战线的集中表述。据此，统一战线构成了中国宪法上的一项重要内容。
但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宪法学、法理学研究领域，关于统一战线的专论却不多见。在专业的法学学术刊物上，很少看到以统一战线为主题的论文。2018 年，王人博教授在《文史哲》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性的椭圆结构——“八二宪法”中的“建设者”述论》一文，可以说是法学界关于统一战线的较为新近的专题论文。这篇论文以统一战线中的“建设者”为轴心，区分了“建设者”的两种身份：功能身份与政治身份，
这两种身份的差异，“主要是由社会主义与现代性两种不同价值所决定的”，“这就出现了两种范式的共存和并置。一方面，宪法规定的国体存在那里，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其阶级性必须得到坚持；另一方面，现代性的诉求又需要在阶级理论之外寻求新的解释。这就出现了社会主义理论与现代性理论的‘双头鹰’现象：它们并不共享以一个支点为轴心所形成的、逻辑上完全自洽的同心圆理论，而分别是以不同的理论形态被组织在一个‘椭圆结构’里”。这是一个颇具启发意义的结论。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论主要是立足于“建设者”这个单一的角色而得出来的。
如果超越“建设者”这样一个单一的角色，如果立足于“统一战线”的整体图景，那么，同心圆作为华夏文明秩序的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就蕴藏了相当大的解释空间。因此，本文旨在论证的主题可以概括为：当代中国的文明秩序，尤其是这个文明秩序的整体结构，就是一个同心圆；当代中国文明秩
序的建构方式，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中国共产党为圆心，“画出最大同心圆”；中国宪法规定的统一战线，其实是关于当代中国文明秩序的整体描述。对于当代中国文明秩序的同心圆结构，可以从现实的角度、历史的角度、中西比较的角度，分别予以阐述。下文就从这三个不同的角度逐一展开。
一、画出最大同心圆：当代中国的文明秩序及其建构方式
2019 年 10 月 31 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完善照顾同盟者利益政策，做好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健全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制度，凝聚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力量，谋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
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这段话以“画出最大同心圆”一语，动态描述了中国宪法规定的统一战线。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同心圆呢？回答是：这个同心圆主要包含五个层次，也就是由小到大、由内到外的五个同心的圆圈，以及五个同心的环形带。具体地说，这个同心圆的第一个层次是居于圆心位置或同心圆中心位置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个层次是中国共产党外侧的一个环形带，居于这个环形带上的，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第三个层次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外侧的一个环形带，居于这个环形带上的，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由此往外，依此类推，第四个层次也是一个环形带，居于这个环形带上的，是“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第五个层次也是一个环形带，居于这个环形带上的，是“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这就是中国宪法规定的同心圆（见图一）。为什么说这样一个同心圆结构能够解释当代中国的文明秩序？为
什么说“画出最大同心圆”实为当代中国文明秩序的建构方式？对此，我们可以从事实与规范两个方面来阐明。
其一，从事实的方面来看，当代中国的文明秩序，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中国共产党为圆心，以“画出最大同心圆”的方式建构起来的。
1939 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已有十八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写道：“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就是说，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年的革命历程中，如果要总结经验，那么，排在第一位的经验就是统一战线。在 1939 年的背景下，毛泽东主要立足于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政党”，从统一战线的角度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质。在这几种阶级中，“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
“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者。”至于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则需要另当别论，“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斗争。”这就是毛泽东在 1939 年关于统一战线的基本观点。
稍作追溯即可发现，这样的统一战线，既是毛泽东所说的“三个法宝”中的第一个法宝，同时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正如通行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之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第一句所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这篇文章所“分析”的“中国社会各阶级”，主要包括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
把 1925 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与 1939 年的《〈共产党人〉发刊词》结合起来，不难发现，《〈共产党人〉发刊词》关于统一战线的论述，就是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概括与提炼，当然，在概括与提炼中也有与时俱进的发展。因而，从《〈共产党人〉发刊词》关于统一战线的论述来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几乎就是一篇“统一战线文献”。如前所述，这篇文献开篇就明确指出，它旨在回答的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就是说，“革命的首要问题”其实就是一个统一战线的问题。在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之前，毛泽东还撰写了其他方面的著作，譬如，《毛泽 东 文 集 》 收 录 的 第 一 篇 文 献 就 是 毛 泽 东1921 年 1 月写成的《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然而，《毛泽东选集》的编选者刻意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作为这套选集的首篇，其实已经蕴含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信息：这是一篇相当重要的文献，因为，它正确地回答了“革命的首要问题”，
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中国革命的胜利，在相当程度上，就是根据这篇文献指出的方向而取得的。由此看来，要理解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而建构起来的文明秩序，不能不追溯至这篇文献。
作为一篇论述“革命的首要问题”的文献，它是一篇政治文献。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的首要问题。这篇文献开篇提出的问题，就是敌友问题。换言之，无论是政治的首要问题，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关键就在于“区分 敌 友 ” 。
关 于 这 样 的 敌 友 问 题 ， 施 米 特（1888-1985）还有专门的论述。在《政治的概念》一书的第二节，施米特专论“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他说：“与人类思想和活动中其他各种相对独立的成就相比，尤其是与道德、审美和经济方面的成就相比，政治 具 有 某 种 以 自 身 特 定 方 式 表 现 出 来 的 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朋友与敌人的划分，因而，“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
的具体政治性划分便是朋友与敌人的划分。”施米特的这篇著作是 1932 年写成的，比毛泽东写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仅仅晚了七年，差不多是同一个时代的作品。两位作者尽管立场不同、使命不同、所处的环境迥异，但对政治的理解颇有相通之处：都以划分敌友作为政治的首要问题、核心问题。
然而，毛泽东不同于施米特的地方还在于，毛泽东关于敌人和朋友的划分，既是关于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既是在回答革命与政治的首要问题，同时还是一个统一战线的问题。虽然在 1925 年，毛泽东还没有直接提出“统一战线”这个概念。但是，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区分，并以此为基础去“团结真正的朋友”，正是统一战线的核心要义与精神实质。在 1939 年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论述，就是以“区分敌友”与“团结朋友”作为核心旨趣的。正是通过这样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精准地团结了
真正的朋友，有效地攻击了真正的敌人，赢得了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
1949 年 6 月，在中国革命已经取得最终胜利的现实背景下，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重述了统一战线，他说：“我们的二十八年，就大不相同。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和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在这段话中，毛泽东提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分别是党、党领导的军队、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这三条经验，就是他在 1939 年所说的“三大法宝”，但是，顺序已经有所调整：“党的建设”放在了第一位，其次是“武装斗争”，最后是“统一战线”。顺序上的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统一战线的弱化，或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有所降低。恰恰相反，这样的调整及其表达，恰好反映了统一战线的真实地位、真
实份量：在 28 年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统一战线，是“一个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和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简而言之，统一战线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具体地说，在 1949 年，统一战线的实际含义是：“各革命阶级和革命派别”团结在党的周围，由此形成了一个同心圆，党是这个同心圆的圆心。
就在 1949 年 6 月，新政协即将召开，新中国即将诞生，新秩序即将形成，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的革命是全民族人民大众的革命，除了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者、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而外，其余的一切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有一个广大的和巩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广大，它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巩固，它具备了战胜任何敌人和克服任何困难的坚强的意志和源源不断的能力。”正是这样一个“革命统一战线”，凝聚成为了 1949 年的新政治协商会议，这个统一战线
性质的机构不仅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而且还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这个过程表明，1949 年形成的新的文明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奠定、建构起来的。
其二，从规范的方面来看，当代中国文明秩序所呈现出来的同心圆结构，还见于宪法及党章所作的明文规定。
中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个条款的第一句主要规定国体。国体是什么？1940 年 1 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
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这种隐瞒，对于革命的人民，毫无利益，应该为之清楚地指明。‘国民’这个名词是可用的，但是国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汉奸。一切革命的阶级对于反革命汉奸们的专政，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的国家。”按照这个论断，国体体现了国家的阶级性质，国体是一个国家的阶级性质的反映。按照中国宪法第一条的规定，当代中国的阶级性质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工农联盟，在前文所述的同心圆结构中，都可归属于“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1978 年 3 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根据邓小平的这个论述，“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具体范围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
根据宪法第一条，当代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宪法确认的当代中国的国体。不过，对于中国国体的全面理解，
还应当结合《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部分（以下简称党章总纲）之开篇所作的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可见，党章总纲提出的第一个论断是：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再看党章总纲最后一段的第一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见于党章总纲首尾的这两个论断，其实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党作为先锋队的性质，是党的领导的逻辑起点。这就是说，党的领导地位归根到底是由党的先锋队性质所奠定的。见于党章总纲结尾部分的这个论断，在中国宪法第一条中得到了确认：“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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