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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与批判理论的四个维度 ——Four Dimensions of Marx and Criticism Theory
作
者：
汪正龙
作者简介：
汪正龙，南京大学 文学院，南京 210023 汪正龙(1953— )，男，安徽泾县人，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从事文学基本理论、中国现代文论史研究。
原发信息：
《黑龙江社会科学》(哈尔滨)2014 年第 20144 期 第 128-133 页
内容提要：
1937 年，霍克海默发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倡导将哲学与社会理论相结合，以及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著述就被称为“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中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经过卢卡奇等人的中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以物化批判、实证主义批判、语言批判与美学批判为代表的批判理论建构。
Four Dimensions of Marx and Criticism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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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物化/批判理论/实证主义/语言/美学
期刊名称：
《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
2014 年 11 期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14)04-0128-06
佩里·安德森曾说：“鉴于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进行彻底的、不动摇的批判，可以说它是由其自身的动力迅速地带进文化批判的领域”[1]。自从 1937 年霍克海默发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倡导将哲学与社会理论相结合，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著述就被称为“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马克思尤其是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批判理论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经过了卢卡奇的中介。西方有学者如此概括马克思与批判理论的关系：“借助于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得以恰当地描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功能，同时着眼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变化，认为它是值得批判的。为此，马克思使用了双重概念，如价格/价值、剩余价值/利润或生产/再生产。借此，他不仅能够描述资本主义的必然过程，而且能够描述资本主义的灭亡趋势。批判理论作为一个学派表明，批判理论作为方法，不仅可用于社会理论，而且可用于社会心理学(霍克海默/阿多诺语)、政治心理学(弗洛姆语)以及科学理论(哈贝马斯语)。”[2]这里主要着眼于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理论的历史流变来讲的。而从横向的学科领域而言，批判理论覆盖了社会学、哲学(认识论)、语言学与美学等等。马克思与批判理论的关系可以从物化批判、实证主义批判、语言批判与美学批判四个方面来着眼。
一、物化批判
物化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商品交换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化为物与物关系的指认。“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还有一个特征：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是颠倒地表现出来的，就是说，表现为物和物之间的社会关
系。”[3]马克思的物化理论是对资本主义把人的社会关系转变为物与物关系的揭露和还原，以破除商品世界的神秘性。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4]按照物化理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在(马克思)这里被归结为交换价值的统治。在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经济活动，所有的生产关系和商品都根据它们在流通过程中产生的金钱价值来衡量。”[5]马克思指明资本主义社会交往过程中，物与物的社会关系遮蔽人的生产关系进而渗透于生活世界，这种情况的出现具有历史性和必然性，但却摧毁了主体间的道德关系，使之成为工具关系：“个人只是作为交换价值的所有者互相对立，作为各自用自己的产品即商品为对方提供某种物的存在的所有者互相对立。从在流通中发生的社会的物质变换的观点来看，没有这种客体的中介，他们彼此就不会有任何关系。他们只是物质上彼此为对方存在，这种情况在货币关系中才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这种关系中，他们的共同体本身对一切人来说表现为外在的、因而是偶然的东西。通过独立的个人的接触而表现的社会联系，对于他们同时既表现为物的必然性，同时又表现为外在的联系，这一点正好表现出他们的独立性，对于这种独立性来说，社会存在固然是必然性，但只是手段，因此，对个人本身来说表现为某种外在的东西，而在货币形式上甚至表现为某种可以捉摸的东西。他们是作为社会的个人，在社会里生产并为社会而生产，但同时这仅仅表现为使他们的个性对象化的手段。”[6]
卢卡奇的物化说是马克思的物化说过渡为批判理论重要的中间环节。他继承了黑格尔把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理性的客观表现的思想，致力于在商品关系中寻求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对象化形式和与此相适应的一切主体性形式，商品形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对象性形式。与此同时，他又吸收了西美尔的货币哲学理论。西美尔认识到，金钱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重组，锻造出现代生活平均化、量化的价值取向。在此过程中，卢卡奇又受到马克斯·韦伯生产过程对象化形式合理化(工具理性)即主体被量化为客观要素以便具有可计算性思想的影响。韦伯揭示了形式合理性范畴与资本主义管理体制中目的理性经济行为之间的类似性，如服从于理性决策的经济活动和官僚权威，行政部门的官僚化和官僚控制的扩张，世界的祛魅和世俗化，以及执著于效率的企业管理机制等，从而揭示出社会合理化过程对于资本主义的构成性意义，因而韦伯视之为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本身的历史进程而加以肯定。卢卡契把在韦伯那里基本属于肯定的工具理性进行批判性颠倒而套用到马克思身上去，“纵观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协作、手工工场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随着对劳动过程的现代‘心理’分析(泰罗制)，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7]149。卢卡奇经由合理化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无所不在的商品拜物主义的指认，被 20 世纪 30 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所继承和发挥，成为物化及与之相关的工具理性批判的核心内容。依照哈贝马斯的评价，卢卡奇所说的物化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对象
性形式预先决定了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各自主观世界发生关联所能具有的方式和方法，复杂的认知工具理性以牺牲实践理性为代价贯彻开来，使交往生活关系变得物化了，“以至于在我们对人际关系和主观经历的理解当中隐含着错误的范畴：我们用物的形式来理解它们，也就是说，把它们当作了属于客观世界的实在”[8]338，“与马克思以及韦伯比较起来看，卢卡奇的真正贡献在于，他能够同时从物化和合理化双重角度来考察社会劳动领域与生活世界语境的分离过程。由于行为主体以交换价值为取向，他们的生活世界也就萎缩成为客观世界：他们对待自己以及他人，所采取的都是目的行为的客观立场，并因此而使自己成为其他行为者的处理对象。”[8]341
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用于分析商品交换逻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操控。在包括劳动力在内的一切都成为商品的世界中，一切转变为可计量性，各种活动失去了它们固有的、内在的满足，在价值衡量标准甚至性质上被拉平了，变成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资产阶级社会是由等价物支配的。资产阶级社会通过把不等的东西归结为抽象的量，而使不等的东西变成可以进行比较的东西。”[9]5“交换的调节作用出现了；它是资产阶级经济的基础。”[10]这也是控制得以实现的基本构架。日益衰落的无产阶级已经不可能区分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及其异化状态，他们已被这种现实及其意识形态所支配了。工人和他的老板观看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览胜地，打字员和雇主的女儿打扮得一样漂亮，“由于物化有可能凭借其技术形式而成为极权主义，组织者
和管理者本身就愈来愈依赖于他们所组织和管理的机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相互依赖不再是主仆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辩证关系在为相互承认而进行的斗争中已被打破，因此毋宁说它是包括主仆在内的恶性循环。”[11]32 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已把每个人成功地变成无反省能力的温顺的消费者，即推动和维护资本主义体制有效运转的守法的公民。物化批判、工具理性批判演变为对资本主义社会控制形式的分析与批判。
二、实证主义批判
马克思的学说从根本上说上是反思的和批判的。他对资本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时，也是在探讨其知识形成的历史条件：“马克思的目的始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既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又意味着对它在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说中的理论反映进行批判。”[12]马克思坚持一种历史主义原则，坚持把意识还原为历史，还原为存在，注重揭示事物发展的动力学因素。哈贝马斯指出：“马克思把类的历史理解为物质活动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扬弃的范畴、工具活动和改变现实、劳动和反思范畴的统一。”[13]
卢卡奇对实证主义科学观的批判对批判理论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在卢卡奇看来，实证主义作为一种直观的、单纯的认识态度，使认识者的思维及其与周围经验对象的关系只能是直接的关系，从而与对象整体处于分裂之中，加剧了物化，构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他批评恩格斯把科学实验看做实践的一种类型的说法其实也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卢卡契认为：“实验恰恰是最纯粹的直观。实验者创造了一种人为抽象的环
境，以便排除主体方面和客体方面的一切起妨碍作用的不合理因素，从而有可能顺利地观察规律不受干扰地发挥的作用。”[7]206
其后，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马克思历史研究的模式，又沿袭了卢卡契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他们眼中的实证主义涵盖了逻辑经验主义、现象学、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甚至实用主义。在他们看来，实证主义依赖形式逻辑，排斥实质逻辑，把事实和价值相分离，放弃了反思和批判因素，剥夺了理智判断现实真假的权利，是向现实妥协或投降。他们认为，实证主义科学观大行其道，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研究中，充当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同谋。阿多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流行的观念与哲学习惯于拉平本质与现象，使“认识者丧失了把本质之物和非本质之物区别开来的原初能力，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固执地渴求看护好不相干之物的精确性，而不反思处在恐怖危险中的相干事物，这是一种压抑的意识的最流行的症状。最新风格的乡巴佬不会在‘背后的世界’问题上自寻烦恼，而是愉快地购买‘前台世界’有声或无声地兜售给他的东西。实证主义成了意识形态。”[14]168 霍克海默还较早地把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扩大到对科学技术本身的批判中，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本身成为意识形态，因为科学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去发现危机的真正原因的形式。其理由是，科学研究有一种以对象为依归的实证主义取向，科学活动被限定在对现象进行描述、分类和概括的范围内，“科学的方法重视的是实在而非生成，一定的社会形式则被视为是以一种恒常不变的方式运转的机制……然而，社会实在，
即活动于历史中的人的发展具有一种结构。想要把握这种结构，那就需要在理论上描述那些使所有文化关系发生革命性变革的极为复杂的转换过程。”[15]而科学拒绝以恰当的方式处理与社会进程相关的问题，无论是被认作科学缔造者的独立自足意识的概念，个人及其在世界安身立命的理性，自然的永恒规律，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不变关系，心灵与自然、灵魂与肉体之间的生硬区分等，都体现了科学的内在理性思维在方法和内容上的局限性和肤浅性。马尔库塞更是把技术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合二为一，认为生产技术的组织作用使统治转化为管理，改变重体力劳动的特点，使不同的职业阶层同化，在消费领域实现平均化：“技术的面纱掩盖了不平等和奴役的再生产。以技术的进步作为手段，人附属于机器这种意义上的不自由，在多种自由的舒适生活中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它的新颖之处在于这种不合理事业中的压倒一切的合理性和预处理的深度。这种预处理形成各个个人的本能的动机和愿望，模糊真假意识之间的区别。”[11]31 所以，技术与科学具有奴役性：“掌握了科学和技术的工业社会之所以组织起来，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人和自然，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其资源……工业化的技术是政治的技术；由此，它们预先就判断着理性和自由的种种可能性。”[11]17 技术因而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马尔库塞对技术文明时代社会压抑现状的研究中，他发现经验社会学倾向于把个人的历史和特殊的工作结合进一个具体的共相之中而消除了意义的指涉性，由此他进而反思经验主义研究方法本身，“取消及物的意义至今仍是经验社会学的一个特征……一旦意义的‘不现实’的超出部分被消除，研究就会被
封闭在社会用以确认和否认命题有效性的界限的广阔范围之内。这种经验主义因其方法论的特征而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11]103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实证主义的最大问题在于隔绝了科学研究与认知主体的关系，从认识论的自我反思中剥离开来。
此后，对实证主义的批判逐步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主题。在这些学者看来，实证主义之所以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为它将主客体进行机械的区分，使研究者运用的概念外在于主体性，遮蔽特定问题的内涵；“将一切陈述都局限在不相联系的以及直接可以证实的事物范围之内，以便排除任何思辨的总体化思想。”[16]
三、语言批判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包含了语言批判。“在青年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然异化的社会制度，从宗教到国家、劳动、货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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